民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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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如何搞建国十年大庆。经过一番研究讨论，会议决定为展示建国十年的建设成就，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礼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其中也包括建两个大型饭店。这批建筑工程经过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与设计专家多次研究，几度变更，最后初步定为十大建筑，于当年12月底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亲自参与研究讨论，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和市建委主任赵鹏飞列席了会议。周恩来对这十大工程做了说明。会议一致同意把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农业展览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和华侨大厦定为国庆十周年的工程项目。那会儿正处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这“十大建筑”从中央政治局通过后动工到建成，前后只用了10个月左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前所未有。单说民族饭店，最初的名称是长安饭店，因为它的位置在西长安街而得名。根据中央和市人委的要求，饭店主要为接待全国少数民族、亚非各国外宾及举办各种会议之用。万里副市长对饭店规模做了具体指示，饭店不少于500个客房，1000张床位。设计从1958年6月开始，前后共拿出14个方案进行比较，10月初经市领导选定。国务院对饭店的建设非常重视，饭店的地址是周恩来与市领导在长安街转了几次，亲自选定的。1959年初，周总理在御河桥审查人民大会堂模型时，仔细看了挂在墙上的长安饭店图纸。他若有所思地对在场市领导说，长安这个名字不错，但是我觉得还应该给他起个带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市领导对总理说，还是请您给起个名吧。周总理想了想说，饭店紧挨着民族文化宫，建成后又要接待全国少数民族代表，我看叫民族饭店比较合适。就这样，长安饭店改为民族饭店。
民族饭店在1959年9月5日提前竣工并交付使用，建成后的民族饭店高48.8米，包括地下室共13层，建筑平面呈“F”型，建筑面积为34145平方米，有客房597间，可供1200人居住。9月下旬，来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的近千名全国少数民族代表下榻在民族饭店，成为饭店首批客人。当时长安街上超过10层的楼房没有几座，民族饭店和民族文化宫在宽阔的长安街显鼻子显眼，成为首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45年来，民族饭店的主体结构一直没动，其工程质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它的外观设计风格，即使到现在依然能与长安街后来的高楼大厦相媲美。这说明“十大建筑”的设计者是有眼光的，也说明当时的国务院和北京市领导人对保持民族风格的“十大建筑”的重视程度。
在改革开放之前，北京的大饭店并不多，民族饭店与北京、前门、新侨、和平、六国、西苑、香山并列号称京城的“八大饭店”。这8家饭店当时直接归北京市政府饭店办公室管理，属于事业单位。您也许难以想象那会儿的民族饭店，主要负责中央和北京市的会议接待任务，原则上不接待社会散客，您要是外地客人，想住民族饭店得拿着省市自治区开的介绍信，到市政府饭店办公室换信，才能进门。饭店也没有经营任务。1962年，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一些省市的代表住在民族饭店。当时饭店处于一级警卫，封闭式服务，饭店300多员工一律不许回家，吃住在饭店，以确保代表安全。这种以会议接待为主的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改变，从那时起，才开始接待国内外散客。
民族老字号饭店的第一任经理叫刘剑。他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脑子里留有一块弹片。当时他是10级干部。那会儿13级就算是高干了。刘剑一直保持老红军的作风，尽管给他配备了专车，但他每天却骑自行车上下班。到饭店后先奔各部门转一圈儿，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当场解决。他身上随时带一个小本，小本上有每个员工的档案，一人一页，姓名、年龄、住址、职务、家庭情况一目了然，有一次刘炳祥当班开电梯，被刘剑看见，因刘是新手，那天有重要外宾接待任务，刘剑问他为什么没有师傅带，刘炳祥说师傅有别的事，刘剑拿出小本找到他师傅的那一页，一看他师傅是老职工，便把当班的经理叫来训了一顿。刘剑坚持每天在员工食堂跟大伙一起就餐，一次有位厨师单给他炒了两个菜，他火了，问别的员工是不是也吃这两个菜，为什么单让我搞特殊？弄得厨师一时下不来台。还有一次下雨，他的自行车脏了，有个员工替他擦了擦自行车，被他发现，他说你给我擦车，是不是想把店里员工的车都擦一遍呀？刘剑后来离开民族饭店，到人民大会堂当了党委书记。饭店的老职工对这位老红军印象很深。
民族饭店在“八大饭店”中算是后起之秀，为了充实饭店的力量，当时从北京、新侨、和平等几家饭店调来许多骨干，其中有北京饭店主理淮阳菜的王杜、朱殿华等厨师。王杜是开国第一宴的主厨之一，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宾客时，非常喜欢吃他做的缸炉烧饼和炒豆荚。王师傅调到民族饭店掌灶后，周总理只要一到民族饭店，必要到厨房看望王师傅，吃他做的这两道菜。1975年9月，周总理去世前3个月，带病招待外宾，特地把王师傅请到人民大会堂，做了缸炉烧饼和炒豌豆荚。王师傅回到饭店，跟徒弟们说起见到总理的情景掉了眼泪，他说真没想到总理病成这样还为国事操劳，也没想到他还记得我。
周总理生前常到民族饭店。那几年，每年的“两会”，上海代表团都住在民族饭店，上海代表团有不少总理的老相识，如张瑞芳、白杨等。总理来看望这些老朋友时，常常一边喝着茅台酒，一边就着花生米，跟他们聊天。周总理酒量不小，喝酒聊天很有兴致。服务员提议单给他要两个菜，总理摆摆手说，有花生米就够了。1965年，中日青年在北京举行友好联欢活动，民族饭店是接待单位之一，那次活动有560人参加，其中日本方面来了360人，都住在了民族饭店。北京的饭店系统动用了全部资源，为这次活动服务，几个饭店的总厨亲自上阵。审议名单时，总理特地说别忘了叫上民族的王杜，他做的缸炉烧饼很好吃，让日本朋友尝一尝。
民族饭店开业以来，最露脸的是1972年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随行人员。当时尼克松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黑格及随行人员，包括记者团住在民族饭店。尼克松这次访华关系到中美建交，意义非同寻常，周总理对接待工作非常重视，亲自到民族饭店听安全汇报，并且事无巨细，一一检查，当时两部大型变压器安置在饭店西餐厅的后面，总理看了，认为不安全，必须挪走。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住在民族饭店，专门盯着这事儿，技术人员现从西安急调电缆，一个星期之内把变压器挪走重新安装完毕。为了保证尼克松随行人员的安全，当时饭店把全部客房都腾了出来，服务人员对外严格保密，不准回家，食品安全非常严格，连用餐的菜单都由总接待办定。刘炳祥说，尼克松离开北京到上海的前一天晚上，他正在7楼值班，突然发现基辛格上了电梯。到7楼后，直奔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的房间。那会儿的饭店服务员要求对国家领导人必须认识，刘一下认出了基辛格，赶紧向领导汇报。后来才知道，基辛格来民族饭店是开新闻发布会，因为当时新闻发布中心就设在民族饭店。中美建交的新闻就是从民族饭店向世界发布的。
这次接待任务光为随行人员洗衣就1.7万多件。这些外国人穿衣很随便，在洗烫时发现不少衣服破了，服务人员现从普兰德请来技师为他们织补，让这些随行人员非常感激。同年底，民族饭店又接待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代表团。民族饭店开业后，曾先后接待过26届世乒赛运动员、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代表团等以及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法国总统蓬皮杜、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美国总统福特、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等和访华随员。
北京老字号饭店大都藏有不少名人字画，民族饭店也不例外。1971年，正值“文革”后期，许多著名画家陆续从“牛棚”里出来，原来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些人处境艰难。民族饭店的老经理得知这些情况，先后把李可染、李苦禅、黄胄、李斛、蒋兆和、王雪涛等老画家和家人请到饭店吃住。这些画家在“文革”蒙辱受冤，却在民族饭店受到贵宾级的招待。感恩之余难免要挥毫作画，于是民族饭店近水楼台，收藏了不少这些大名家的作品，其中李可染先生1971年为民族饭店画的一幅2.72米×1.87米的《阳朔胜境》挂在了大厅正面的墙上，吸引了许多人。几年以后，一个美国人想用20万美元买这幅画，一位日本客人提出要拿200辆丰田车换这幅画，饭店没动心。当时的外交部长韩叙看了这幅画，非常喜欢，又请李可染画了一幅，现在悬挂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
现在民族饭店的藏画至少价值5个亿。当时建民族饭店花了1900万元，1983年扩建花了4000多万。而饭店的藏画现在能盖两个民族饭店。这说明饭店的老领导非常有眼光。[HaoChi123.com]